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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位置，其断代史研究不仅因为其时间跨度长、史料丰富而显得尤为重要，更因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独特角色而备受学界关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王朝，清代见证了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复杂过程。与其他朝代相比，清代更加注重大一统国家的建构，其大一统观念，是在继承前朝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学界对于“大一统”的研究趋向，带动“国家治理”“文化认同”“交流交往交融”等关键词的研究热度。学界对于清代“大一统”概念的深入研究，不仅限于历史学领域，还跨越了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势。随着“国家治理”“文化认同”“交流交往交融”等关键词研究热度的提升，学界更加注重从多角度、多层次解析清代大一统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与实际效果，探讨其对后世乃至现代社会的启示。比如，在国家治理方面，清代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提升治理效能方面提供了历史借鉴；在文化认同方面，清代的多元文化交融策略对于处理当前的民族关系、维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对外交往方面，清代的对外开放历程对于今天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大国风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度，“数字人文”研究异军突起，成为清史研究中新的发展方向，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作出了突出贡献，实现了传统史学与数字人文方法的有效结合。

2023年的明史研究呈现出显著的活力与深度，尤其在“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两大关键词上，学界展开了多维度与跨学科的探索，不仅深化了对明代国家建构与边疆管理的认识，也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本年度的研究对明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分析超越了传统制度史的框架，更多地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视角。学界重点关注了国家治理结构与制度创新，特别是内阁制度、六部运作机制以及科举制度等如何影响了国家治理的效率与决策过程，研究明代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如考课制度、监察体系来强化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的管理。另一些研究则聚焦于明代的财政制度与经济政策，如“一条鞭法”的实施，不仅考察其对农业税制的改革，还深入分析了它如何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流动以及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探讨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危机与经济波动如何影响国家治理效能，特别是对于社会稳定的维护和边疆控制的作用。边疆治理的研究在2023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学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防御和行政控制视角，而是更加关注文化交融、族群互动以及贸易网络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关于明朝与蒙古、西藏、云南等地的关系，学界通过多语种文献的比对和田野调查，描绘出更为细腻的边疆生活图景。同时，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也进一步细化，探讨了土司与中央政权之间既合作又博弈的复杂关系，以及土司制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变异性。2023年度，明史学界以“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为核心议题，通过细腻的史料挖掘、跨学科的方法论整合，以及全球史视野的融入，极大地丰富了对明代复杂国家机器运作机制的理解，同时也揭示了其边疆治理策略的多元性和动态性。

唐代和汉代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吐蕃”“西域”“敦煌”等区域研究，这些区域不仅在地理上连接着中原与外部世界，还是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对理解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文化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汉唐学界对于“丝绸之路”的关注颇高，该领域的研究更为深入。就整体而言，汉唐研究更加重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使得“墓志”“墓葬”等研究更为深入。

魏晋南北朝、辽代、金代、元代、五代、先秦的研究较为分散，既不像汉代出土有大量简牍文书，得以推动学术发展，也不像明清的史料穷极一生无法遍阅，只有黑水城文书的整理出版对西夏史的研究有所推动，这体现了缺乏新材料的注入，使得研究创新性不足。此外，这些时段大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民族交融”“边疆治理”“国家认同”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一方面，近年来，国家倡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少数民族政权研究给予充分关注，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学界助力构筑一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文物谱系，利用考古文化遗址讲好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故事。

在2022年国家正式设立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之后，这一领域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焦点，标志着中共党史研究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23年，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得以延续，更呈现出蓬勃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继续成为热门研究专题，中共党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研究空间。在这一背景下，学界的相关研究不仅深度与广度并进，而且在理论探索、史料挖掘、方法创新等多个层面实现了显著突破。随着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确立，理论研究的深化成为必然趋势，学界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理论创新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路径，通过对原始档案、会议记录、领导人手稿等第一手资料的细致研读，力求还原历史真相，深化对重大事件、关键节点的理解，确保研究成果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研究不仅关乎对过去苦难与辉煌的深刻记忆，更是启迪当下、照亮未来的重要源泉。2023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余温犹在，学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讨论呈现出持续的热度，其研究深度与广度均达到了新的高度。围绕抗日战争这一关键词，学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建设、民众动员与参与、战时经济与军队建设、日本侵华新史料的披露等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值得注意的是，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趋势在这一年得到进一步强化。学界不再局限于全国性的叙述框架，而是聚焦于特定区域或省份，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具体分析，揭示了抗战历史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特点。这些研究涉及地方武装力量的组建与作战、民众动员与参与、文化教育与宣传、社会变迁与民族认同等多个维度，展现了抗日战争如何在不同地域背景下展现出独特的面貌和影响。

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作为一门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唯物史观，自诞生之日起，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2023年，学界对这一史学理论的探讨进一步深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化是重要研究议题，“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式现代化”等关键词被频频提及。2023年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尤为突出其中国化的特色，学界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理论依据。这种研究不仅涉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还深入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等具体实践，探索如何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认为建构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还被用于审视和重构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与冲突时，学界通过唯物史观分析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与现代转型，探讨如何在尊重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提供了理论支撑。

“墓志”作为2023年出土文献研究方面的热门关键词，与“墓葬”息息相关。墓志不仅记录了逝者的信息，更是一部浓缩的古代中国社会史，为历史研究直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填补历史空白，校正史书记载。“墓志”持续成为历史学研究的热点，更凸显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其独特价值在于，墓志不仅详尽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家族世系、官职迁转、婚姻状况等个人层面的信息，还往往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特征、社会风貌、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乃至地理变迁等宏观层面的历史细节。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特别是数字化技术在文物保护与研究中的应用，墓志的保存、整理与研究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数字化扫描、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墓志内容的提取更加精确，信息的整理更加系统化，也为跨学科合作研究提供了可能。陕西作为出土墓志最为丰富的地区，西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成为墓志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

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汉书》”“《左传》”“《春秋》”等持续成为研究热点。《史记》，司马迁所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2023年，学界对《史记》的研究继续深化，利用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如简牍、帛书，对《史记》的文本进行精细校勘，试图还原其更接近原著的面貌，此外，学界重点关注《史记》文献中的“大一统”观念，因此，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也包括“大一统”“历史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而“司马迁”等历史人物继续成为研究热点。

区域研究方面，“新疆”“吐蕃”“上海”“云南”“徽州”“敦煌”“西藏”“台湾”“丝绸之路”等为2023年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词汇。新疆作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和“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其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疆史研究主要来自于疆外学者，研究史料拓展至档案、文书、信札、墓志、游记等，且学界愈发关注蒙文、藏文、满文、于阗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资料以及俄语、法语、德语等小语种文献的发掘。同时学界不再孤立地研究新疆，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网络中，探讨新疆与周边地区如吐蕃、印度、波斯、阿拉伯乃至地中海世界的经济、文化、宗教交流。这种区域互动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新疆作为文化熔炉和文明交汇点的独特地位，以及其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新疆考古百年为全面阐释新疆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历史人物研究方面，2023年是梁启超诞辰150周年，“梁启超”研究热度持续上升，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思想深度与广度，以及他在政治、文化、教育等多领域的卓越贡献，使得他成为研究中国近代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围绕“梁启超与中国的近代转型”这一议题，学界展开热烈讨论，探讨跨学科视域下的梁启超思想研究，文明互鉴视域下的梁启超思想研究，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研究，梁启超的家国情怀、家风家教研究，清末民初思想转型研究等主题，不仅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回顾，更是对一个时代精神和文化转型的深入剖析。此外，中共党史研究中，“蒋介石”“毛泽东”由于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成为新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