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的变迁与发展一、褒忠护国祠改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宝山原名黑山，主要是由东西两座山峰构成的，最高处海拔103米，是西山山前岗阜。全山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600米。八宝山历史名胜颇多，明代时有延寿寺、灵福寺、朝阳庵，西峰上建有娘娘庙，其中最著名的还是褒忠护国寺。1946年改为忠烈祠，纪念抗战中牺牲的国民党官兵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位将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想找一处地方建革命公墓。对这个工作，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他想让这个烈士的安息地同时兼有教育后代的功能，于是派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选址。
周恩来当时提出三个要求: 一是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今后样众还要去搞纪念活动；二是环境要美，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行；三是尽量不占用农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吴晗带着人几经勘察，选择了八宝山上的褒忠护国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却不一定知道它的前身原来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太监庙”。这褒忠护国祠是明朝永乐初年皇帝专为保护司礼太监钢铁墓赐建的。护国祠的第48代住持信修明在宣统年间19岁时，进宫当了太监。辛亥革命后，他出宫进了褒忠护国祠，1930年当上了住持，专门免费收养太监。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祠里已有很多耕地。太监们种菜、种果树，赶上年成好，蔬菜和果树收入颇丰。到新中国成立时，这里如同世外桃源一般， 太监们过着优哉游哉的半封闭生活。市政府看中这块地方后，便报上去请求批准，周恩来批准后，政府将居住在寺里的太监和僧人妥善安置后将寺院改为公墓用房，圈了150亩地做公墓用地，定名为北京市革命公墓。
此后，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逝世的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和民主人士陆续安葬在革命公墓里。那时是土葬，每个墓都是用白色花岗岩做墓碑与墓盖。建国后，政府陆续于山上建八宝山革命公墓、八宝山第二公墓和北京西郊殡仪馆。公墓内遍植苍松翠柏，庄严肃穆。1970年，周恩来批准将革命公墓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1984 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二、八宝山的三个墓区八宝山革命公墓最初规定，进入八宝山的领导干部须是县团级以上。但后来随着墓地面积的日益紧张和人数增多，1992年4月，经中组部批准，干部标准提升为地方厅局级，部队师级。总体布局来看，八宝山革命公墓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墓区，二为骨灰堂。墓地或骨灰的安放格局遵循生前政治级别而定。位于整个公墓北向顶端的一墓区内主要安葬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副部级以上干部、民主党派领导人士。因此，一墓区是公墓中政治规格最高的地方。1950年，任弼时因病逝世，他是建国后第一位故去的国家领导人，也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后人葬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因此任弼时墓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这一墓地面积300平方米，在公墓中面积最大。之后，第一届中央政府副主席、民主人士张澜去世，葬于任弼时墓西，1955年6月18日纪念原中共领袖瞿秋白牺牲20周年时，有关方面又把瞿秋白的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葬任弼时墓东，由此逐渐形成了第一墓区。第一墓区后来范围增大，位置排列自然形成，但也慢慢形成了规律。以任弼时墓为基准，平行两侧为政治局常委级人物，包括：彭真、姚依林、陈云、李先念。再往下第二级台阶，有一些四副两高（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国家元首副职及最高法、最高检正职）人物和部队高级将领。据八宝山革命公墓工作人员介绍，一个并非有意为之的格局特点是，墓区东侧主要是党的领导干部，西侧公墓则多为民主人士。八宝山现共有三个墓区，进入正门后的大道两侧分别为二墓区和三墓区——它们占据了公墓最显著的位置，是在一墓区形成后扩展而成的。这两块墓区主要以级别较低的县团级干部为主，安葬的是五百三十多位逝世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人士。其中也不乏科学、教育、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如在西侧二墓区就有林徽因、徐悲鸿、闻一多、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文化名人。据北京市殡葬管理处负责人介绍，八宝山革命公墓建成之后并没有根据逝者身份进行专门分类，仅是按逝世的先后时间顺序依次建墓。如1955年4月离开人世的林微因，其墓旁就是一位同年6月去世的森林工作者。二、三墓区的墓碑朴素庄重，形式统一， 每块占地一平方米左右，墓盖以水泥制成，墓碑为汉白玉石雕刻。据园内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墓下安葬几乎都为遗体，而不是骨灰。
前来凭吊的人们在墓区没有发现安葬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著名领袖遗体的墓地。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中国提倡火化后，他们逝世后的安放方式就出现了一些变化。三、骨灰堂按级别分类进人位于公墓中部的骨灰堂，人们发现这里是公墓中祭奠人群最密集的区域。家属纷纷从室内拿出骨灰盒重新打理、擦拭和更换新的党旗，并接受阳光的照射。每个骨灰堂都是独立的仿古建筑，传统的屋檐门窗雕刻给骨灰堂增添了许多古香古色的感觉。上世纪60年代，中国提倡“死不占地”。毛泽东带头在倡议书上签字，在这一背景下，八宝山革命公墓又将原护国寺殿堂改建为革命公墓骨灰堂。到目前为止，骨灰堂占地约2400平方米。进入骨灰堂大门，最先看到的是“红军墙”，墙面镌刻着“弘扬红军精神，建设伟大祖国”。记者看到，这面墙上的编号已达到1058号，距最后一个编号1135号，剩余空间不足100个。1988年以后,由于骨灰堂骨灰寄存空间紧张，骨灰堂院内开始建起骨灰墙。11面骨灰墙分别位于骨灰堂北、西、东三面，在大约100米的狭长通道两侧，密密麻麻布满鲜花和遗像。骨灰室中历史价值最高的当属中一室，又称骨灰安放一室或瞻仰厅。骨灰堂一室没有奢华的装饰，但却充满庄重静穆气氛。迎面正中的一座骨灰盒（101号）是朱德元帅。紧挨着朱德的是彭德怀元帅（102号）。陈毅元帅的骨灰盒也安放在这里。而贺龙元帅，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的骨灰盒，据说恰好安放在81号位置上。一室还安放了董必武、陶铸、廖承志、李富春、许光达、陈赓、徐海东、林伯渠等已故领导人的骨灰。此外还安放着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起义将领傅作义、陈明仁的骨灰。虽称为瞻仰室,但这里并不对外开放，仅接待家属。家属们凭骨灰存放证到这里祭奠亲人。管理人员说，不对外开放的原因，一是为了确保骨灰安全，因为曾发生过骨灰失窃事件，再者长期接触室外空气，对骨灰保存不利。骨灰堂内28个安放室的存放规格亦有不同，除中一室外，还有9间安放室存放副部级以上干部的骨灰。进人的东1~3室面积大约二三十平方米，凭吊者发现室内安静恬淡，光线柔和。很多骨灰盒上放着鲜花、党旗。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几间屋子，正部级要放置正面位置，副部级放在两侧。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的骨灰摆放完全按照生前级别，因此很多革命家、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因级别关系不能合葬,例如陈毅的夫人张茜因级别不够就不能和陈毅共同进入中一室。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也同样分属两地。
四、八宝山殡仪馆一北京殡葬发展的缩影其实“八宝山”指的是八宝山殡仪馆，八宝山殡仪馆是全北京城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殡仪服务单位，承担着城区、近郊区市民、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殡仪服务业务。可以说，八宝山的发展演变就是中国殡葬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八宝山初创的时候，运输工具五花八门。1956年下半年，八宝山有了自己的运输车，一辆是波兰的星牌车；一辆是日本的大头圆鼻子的丰田车，工人们戏称为土豆；还有一辆车是美国的吉普车，后面拉个拖斗，遗体就放在拖斗里。三辆车分别为三个国家所生产，专门接遗体。1962年，八宝山的业务量逐年增大，只好从客车十三厂调来十几辆嘎斯63卡车，八宝山的车队一下子壮大起来，成立了运输队。建墓初期使用的老车也逐步淘汰。1
972年2月，陈毅去世，但当时却找不到一辆好一些的灵车接送陈毅的遗体。领导人这才意识到八宝山的条件、设备已不能承担处理高级领导后事的任务，必须尽快改善。于是安排客车四厂派出设计和技术人员到八宝山征求工人方案，参考国内外其他灵车的特点，几个月后，一台解放牌灵车就出厂了。这台灵车是在解放牌汽车底盘的基础上改装的。车棚漆成蓝白相间的颜色。解放牌灵车作为护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灵车，送走了一代伟人，它送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全国人民对它印象最深的还是在隆冬寒风中十里长街送周恩来，凡是亲身经历过周恩来逝世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辆蓝白相间车头缀着黑纱的灵车在长安街数十万群众的护送下慢慢向八宝山驶去的情形。与车的改进同步，火化炉也在不断提高档次。
1984年，国家民政部从日本东京博善株式会社进口了两台日本产的火化炉，一台放在东北沈阳，一台安装在八宝山。日本火化炉的优点是有预备室及装饰门,外形美观，还有再燃烧装置,可消除烟尘，做到无烟、无味和无公害。尸体从前门人炉，也从前门出灰。自动点火、灭火，自动化程度较高,亦可手动操作，还可以自动调温。缺点是油耗偏高，火化时间长。这台日本炉是专为部级和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去世后遗体火化而准备的。以往没有日本炉时，有中央领导去世，火化厂都要先做准备，清理炉子卫生，有时还要影响群众遗体火化业务，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逝世者的领导、亲属到车间看逝者火化也不太方便。经过两个月的安装，调试，日本炉安装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