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理小说作家雷米的本职工作是刑法学教师。他不想把作品变成单纯的智力游戏，他希望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某些社会现实，同时反思人性缺陷背后的原因。
文┃蒋苡芯
犯罪小说作家雷米的“心理罪”系列13年来备受读者欢迎，他笔下的主人公方木从学生到警察，在一起起杀人事件中直视人性的丑恶与正义的力量。曾有人说：“心甘情愿跳进雷米布置的迷宫，爬出来后，闭上眼睛，以为结束了，结果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尽在我们身边。”
这种跃然纸上的真实感，或许得益于他的另一个身份——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教师刘鹏。雷米说，这两个身份常使自己承担不一样的责任：作为老师，他想让每一位学生走出课堂后都能成为一名懂法、守法的警察，敬畏和尊重每一个生命；作为作家，他希望读者从字里行间看到某些社会现实，同时反思人性缺陷背后的原因。
《新周刊》：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创作推理小说？
雷米：我大学读法律专业时，就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感兴趣，后来考了刑法学研究生、读了犯罪学博士。《第七个读者》是我的第一部小说。灵感来自图书馆的纸质借书卡，那上面写着每个人的院系和名字。我想，大家在生活中可能素不相识，因为一张借书卡产生了某种联系。如果这个联系是一个凶杀案件会怎样？1999年，我开始动笔写这部小说。后因毕业、考研，写作一度中断，2006年才把这个故事写完。
《新周刊》：写一本推理小说，是否需要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刻的了解？
雷米：2006年时我28岁，谈不上对人生、人性和社会有多么深刻的领悟、多么独到的见解。那时的关注点还是把故事写得好看。当然，我也会考虑小说的文学性和社会价值。我不想把犯罪类题材作品变成单纯的智力游戏，或者通过血腥、暴力、猎奇的方式吸引读者，小说还是要有一定社会意义。因为从事公安教育职业，我们日常研究的就是打击犯罪、预防犯罪，也会见证人性的多样。
《新周刊》：在你看来，通过推理小说向读者传达一些现实思考，重要吗？
雷米：作为一名刑法学教师，我在写作之初并没有公开身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有学生读我的小说。我当时就想，作为教师需要对学生负责，作为作者需要对读者负责。我写书仅仅是为了给读者带来单纯的感官刺激，还是希望能够引导他们对社会现象或人性有反思和重新审视的过程？说白了，我并不想让读者看完我的作品后，仅仅觉得“哎呦，真爽”。用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我希望读者看过我的作品，有被打了一闷棍的感觉。
《新周刊》：你会将现实生活和教学案例中的故事放在作品中吗？
雷米：具体案例没有，因为后期创作还是以虚构为主，但不能说是完全杜撰。我有一个习惯，很少把一个案件完整描述出来，反倒是案件中的某些细节或环节很打动我。
比如《心理罪：暗河》里这个情节让读者印象深刻：警察为了救助被拐卖的儿童，被浇铸在一个钢锭里。这来自辽宁省一起真实的生产安全事故——某钢厂清晨开会时，一个钢包在钢轨上突然发生故障掉下来，一千多吨的高温钢水瞬间将十几个工人彻底吞噬。这个事情的残忍程度和严重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生活的一切痕迹完全消融，那么高的温度，DNA也验不出来。
这个事对我影响非常深，后来我把它写进小说里，通过看起来惨烈的情景，去衬托警察在救助群众以及面对死亡时大无畏的精神。
《新周刊》：你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人性善恶？
雷米：通过对细节的描述。人性是非常微妙的，就像我给学生讲课时提到，人的目的和其主观意图肯定是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的。有时候通过行为就可以分析出这个人究竟要干吗、真实意愿是什么。在侦破刑事案件过程中，有时候注意不到的细节，可能最终会为找到犯罪嫌疑人打开突破口。
《新周刊》 ：描写、放大细节会否太残忍、血腥，如何把握尺度？
雷米：实事求是地说，现实生活中案件的血腥和残忍程度比小说描述的要大得多。关于尺度问题，从2006年到现在，我的写法也在发生变化。
起初我将犯罪现场展现得比较细致，认为可以很好地烘托氛围。但后来，尤其是“心理罪”系列写完后，我开始思考：作为写作者，只能靠这些东西吸引读者？或者说，只能通过这种暴力血腥的东西吸引眼球？我对这个事，一直抱怀疑态度。
我相信每个读者喜欢我作品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但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作品的文本中跳脱，去感受其表达的内涵。《心理罪：画像》说的是人性的嫉妒，嫉妒会成为一种动力，也可能成为破坏他人的内心动机；《心理罪：暗河》写了沉默，面对犯罪和社会不公时，应该沉默还是站出来；《心理罪：城市之光》讲的是以暴制暴、法外私刑是不是合法。社会当然需要正义，但正义可不可以用没有秩序的方式去实现？我后期的写作，都是想让读者看到这些更有内涵的东西。
《新周刊》：警察方木一角，他心态和行为的变化是你个人成长的体现？
雷米：早期，我希望方木像一个侠客。中国古代的侠客往往是不遵守规则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及我作为刑法学教师对法律天然的崇敬感和信仰，我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法律是什么？是规则。
所以后期创作时，我通过作品传达这一点：侠客也不可以无视规则，去实现所谓正义，那不是正义。就像《心理罪：城市之光》，我表达的是只有在法律框架之下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该书出版后，有读者在微博给我留言，说自己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感受到“岁月静好，是有人在为你负重前行”。
《新周刊》：有读者认为，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了对于罪犯的同情心，比如《心理罪：教化场》中的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
雷米：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人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年龄大了？就是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的时候，你可能会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当然，这并不是对罪犯抱有什么同情，只不过不愿把他塑造成一个野兽，他肯定是有七情六欲的人。
我学犯罪学出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犯罪预防，知道犯罪发生原因后，从源头下药。比如丈夫杀害妻子、儿子杀害妈妈，这个时候就要思考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有时候我不太关注人是怎么被杀的，我更在意的，是在作品中挖掘嫌疑人内心的故事——是什么让他产生杀人心态，让他把手举起来，伤害了另一个人。
《新周刊》：你在写作时如何直视这些罪恶之源？会有代入感吗？
雷米：有。《心理罪：城市之光》中的江亚，自诩为当代侠客，对法律无法制裁的人施以私刑。他杀了一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在给女朋友做手术时将她变成了植物人。江亚并未将其尸体藏匿或销毁，而是保留下来，每当回忆往事情绪愤怒时，都会将尸体拿出来鞭打一番。创作时，我会设身处地地想，他在鞭尸时应该有什么样的声音、动作、表情、心态。结果把自己吓到了，一晚上没睡好。
我慢慢发现，自己对人性是没有什么信心的。人之初，性本恶，法律就是在假定人性为恶的前提下存在的。
《新周刊》：对“人性本恶”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雷米：塞尔维亚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做过一个行为艺术《节奏0》。
阿布拉莫维奇在实验现场准备了刀、锥子、画笔、装子弹的手枪等，她给自己的身体用了麻醉药，但神智清醒，她告诉所有来看展的人，可以对她做任何事且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最开始，大家只是好奇围观，但有人大着胆子打了她一下之后，就不断有人殴打、猥亵她，在她身上涂写污言秽语，甚至有人拿起了那把手枪对准她。阿布拉莫维奇立马示意助理上前制止，人们才停下。
那些人对阿布拉莫维奇有仇恨吗？没有，他们之前素不相识。正是因为规则不存在了，很多人心中的恶被唤起。如果没有规则，人会可怕到什么程度？
我骨子里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却又希望自己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喜欢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仍然热爱生活。”
《新周刊》：很多人担心犯罪小说写得过于细致，会提高罪犯的“反侦查能力”。你如何看？
雷米：虽然我是一个创作者，但还是一名警察，警察有纪律和保密制度，所以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我很清楚，你不能过度展现侦查手段，以防犯罪分子效仿或规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实际上我没有描述的现实刑侦手段要比小说中高明得多。
《新周刊》：现在推理小说界普遍有一种忧思：在侦查手段提高、科技化介入、遍地都是监视器的当下，警方抓一个人已经变得很容易，推理小说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你怎么看？
雷米：确实，有时与写犯罪小说的同行聊天，大家也都有这个感受。现在的刑侦工作，第一步首先都是查监控，通过监控研判犯罪嫌疑人的行动轨迹，有时候甚至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就我个人创作而言，有影响但不会太大，因为我的作品大多数时候并不有意隐藏罪犯是谁，我更关注的是作案动机。
《新周刊》：推理小说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创作者是否会出现胡乱编造的问题？
雷米：我一直以来都认为犯罪小说是小众作品，创作和阅读都是有门槛的。创作者如果仅仅靠百度获取知识去创作，肯定写不出精彩、受读者喜爱的故事，这个东西职业化程度太高了。如果作者对司法制度、法律体系以及警方的办案手段、程序不了解，根本没法写。
比如《心理罪：暗河》里，有一大段是描写测谎过程。当时编辑、读者都觉得我写的测谎有问题，比如问被测试人，“你是不是男性？”“你是不是女性？”“你的名字叫什么？”“年龄多大？”……这看起来很可笑，很没必要。其实不是的，这恰恰是测谎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问题和环节。当时，我和我们学校一个测谎专家探讨，这部分内容应该怎么写。后来，深圳两个测谎专家读到书中这一段，给我同事打电话：“作者是不是同行？写得很专业啊。”
另外，我认为犯罪小说的读者一定是具有思考思辨能力，同时对人性以及社会现象有一定兴趣的人。
我相信优秀的犯罪小说作家不会受到刑事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会继续创造出优秀的小说。当然，胡乱编造的人肯定也有，但读者很快就会识破，这些作者与作品也就没办法赢得更多关注。
END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5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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