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日照的共产党、八路军以自己浴血奋战、救苦救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得到了群众的信任。日照人民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朴素的阶级感情,爱党爱军,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乐章。军爱民、民拥军,鱼水情深的动人事迹不胜枚举。
一、掩护照料革命干部的“山东红嫂”—— 盛桂兰
莒中县旺疃区的五花营村离莒城7.5公里,是敌人经常路过的地方,村西头还有伪军据点。村党支部工作做得好,群众信任抗日民主政权。莒中县委就在该村张西喜、李桂福、盛桂兰等家建立了掩护点,先后掩护干部30余人。其他村庄也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和掩护点,成为输送情报,保护党政干部的重要堡垒。
1942年8月,为反击日、伪军的“扫荡”,山东省级机关精简人员,疏散物资,安置老弱病残到农村隐蔽,积蓄力量,以利再战。山东省战工会副参议长马保三、刘民生,省战工会委员、常委、战时高级审判处处长张伯秋到莒中县,由莒中县妥善安置,隐蔽掩护。9月13日,莒中县委书记杨维屏同敌伪军工作部的杜信在何家庄子何庆余的药铺中,研究决定把3人安置在五花营村的张学忠家。张学忠已去世,家中只有其妻子盛桂兰和女儿小云,与外边接触少,家中有闲房经常锁门,易于保密。盛桂兰可以做饭,饮居生活有保证。在以后的30多天里,盛桂兰和小云按照莒中县委的安排,对3人进行了无微不至地照顾,舍生忘死地掩护。“扫荡”结束后,莒中县委又派人把马保三、刘民生、张伯秋送回省战工会机关。1992年3月,盛桂兰被山东省妇联、省民政厅和省军区政治部命名为“山东红嫂”。
二、“模范抗属”夏大娘
1941年春,日照县竖旗山乡大夏家岭村共产党员夏大娘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八路军指导员徐鸿吉和其他伤病员掩藏在家中。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夏大娘把粮食留给伤病员吃,使他们尽快恢复了健康,奔向前线。1943年,党组织正在夏大娘家召开秘密会议,被日、伪军发觉并包围。夏大娘临危不惧,一边通知大家赶快跑出去,一边把妇救会长许玲用苫子藏了起来,然后抱起仅8个月大的孩子,翻越3道土墙脱险。随后,夏大娘又千方百计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和其他人一起转移到范家庄一带的安全地方。日、伪军几次到她家搜捕,都因为夏大娘的机警应对而扑空。夏大娘为了抗日战争,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参加了八路军,还动员本村20多个青年参了军。1945年9月4日,日照县政府在挑沟村召开祝捷大会,授予夏大娘“模范抗属”光荣称号。
三、舍亲生女儿哺育革命后代的“沂蒙红嫂”——崔立芬
1943年,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使莒中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王涛无法抚养两个孩子。她通过党组织在莒中县前横山村找了两个忠诚可靠的农家妇女为她抚养。女儿燕云由王家抚养,儿子孟林由崔立芬家抚养。因工作任务繁重和为了奶妈的安全,王涛和丈夫申平轻易不去看望子女,常常是隔好几个月,才趁天黑匆匆去看孩子一眼,随后马上离开。孟林的奶妈崔立芬是前横山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会员,她与任该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的婆婆杜怀兰一道发动妇女,支援八路军抗日。当崔立芬了解到王涛因打游击,经常露宿山头、忍饥挨冻,没有奶水喂养出生不久的孩子时,不顾自己还有个与孟林同年出生的孩子,勇敢地担当起了秘密抚养孩子的义务。前横山村坡陡地薄,除了种地瓜、花生、谷子、高粱等粗粮外,没有精米细面,崔立芬家靠吃地瓜干掺着磨碎的地瓜秧、花生壳度日,还常常填不饱肚子。孟林刚送来时非常瘦弱,脸色发黄。家里穷,买不起为孩子添食的食物,崔立芬就用家里仅有的一点小米,先喂饱孟林,而自己的孩子却只能吃到半饱。从此,孟林瘦弱的小身体渐渐胖了起来,脸色也好看多了,而自己的孩子却日渐消瘦,不幸夭折。前横山村是根据地腹地,崔立芬在抚养孟林期间,躲避日、伪军“扫荡”8次。每次遇到日军“扫荡”,崔立芬就抱着孟林,跑到大胡岭山后边的山沟里躲藏。直到1947年秋,王涛的两个孩子才离开前横山村。
四、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的“山东红嫂”——马宗英
马宗英(1910—1999),莒县寨里河乡北墩子村人。1939年担任莒县独立营情报员、联络员。她用开馒头店作掩护探听消息,一次,她听到日伪军策划外出“扫荡”的事情,把情报及时上报,使抗日根据地军民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第二天,日伪军1000多人来“扫荡”,结果一无所获。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抗日部队缺乏枪支弹药,马宗英多次利用关系购买子弹,使子弹从敌人的军火库流向抗日战士的手中。1941年的一天,情报站站长邢洛川被汉奸抓住,马宗英硬说邢洛川是自己的弟弟,把他从敌人便衣队手中救了出来。1992年3月,马宗英被山东省妇联、省民政厅和省军区政治部命名为“山东红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