涌金君：能不能用最通俗的话解释三位获奖者的研究领域？

朱越腾：银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居民储蓄和房贷、企业贷款等，都需要通过银行这类金融中介得以实现。

但银行为何会存在？为何是以我们生活中的这种形式存在？银行的存在对于经济有多重要？为何有时候银行如此脆弱（比如银行挤兑的发生）甚至会导致金融危机？银行倒闭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为何深远而重大？这3位学者的研究正是解答了这些问题。 

Bernanke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通过对1930年代大萧条的基于历史与统计严谨分析，得出结论：银行倒闭以及人们对银行挤兑的恐慌是经济衰退，甚至发展为更严重和长期的萧条的决定性因素。而在这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银行业务危机是经济衰退的结果而非原因。

Bernanke的研究主要从实证出发，而另外两位则是从理论上推进了现代银行理论研究的发展。

Diamand和Dybvig建立了经典的银行挤兑模型，他们在1983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引用量高达13000+。

他们指出，银行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储户提供流动性：银行将储户的存款投资于长期项目，储户又可以随时支取存款。

然而，这样的业务模式使得银行天然存在被挤兑的风险。如果大量的储户同时决定取款（比如因为一个关于银行的负面新闻），银行便不得不提前终止长期投资项目，进而遭受损失使其无法足额满足提款，进一步促使储户提前取款。

Diamand和Dybvig的理论模型揭示了银行挤兑是一个易受恐慌情绪影响的“自我实现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并讨论了可以防止银行挤兑发生的政策：存款保险和设立中央银行。

这两项政策有效地防止了银行挤兑的发生，以至于现在人们几乎看不到储户们排着长队在银行门口急着取款的情景了。

Bernanke的研究则让人们意识到金融系统对经济的重要影响，他的理论意味着一个良好运作的银行系统以及合理的银行监管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

涌金君：为什么是他们三位获奖？

沈舟翔：Diamand和Dybvig对于银行挤兑的研究揭示了金融危机中恐慌心理的本质。他们描述银行挤兑的模型是整个研究银行挤兑领域的“标准模型”，后续的有关银行挤兑的研究几乎都以他们的模型为基础。

更重要的是，Diamand和Dybvig的研究了解决银行挤兑的政策方法。随着存款保险的推广和央行对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视，银行挤兑发生的频率大大降低。

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这就像发现一种疾病的病原体并发明了应对的疫苗：发现问题并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Bernanke的研究促使学术界开始认真研究金融系统和金融摩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此之前，占据主流的宏观理论完全忽视金融系统，认为金融市场是完全有效的，金融机构仅仅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给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带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这时候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备受关注。

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重要措施来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以说对于这些针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政策和调控措施背后，都有受到他们的研究影响的影子。

涌金君：其中一位获奖者曾担任美联储主席（2006-2014），有观点认为这一身份帮助了他获奖，甚至有人说这意味着某种风向，您怎么看？

朱越腾：我个人角度并不认为这意味着某种风向。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美联储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机构，他们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具有完全的独立性（理论上不受美国上层政治机构的影响）。

Bernanke他自己在任职联储主席之前也一直是在大学中担任教授，并没有在其他政府机构有什么重要职位，他可以说本身就是从学术界空降去美联储的。

如果有人认为他获奖可能有他担任过联储主席的原因，那这样的解读大可不必。

2015年Bernanke曾出席过复旦大学的“上海论坛”，与会期间与复旦的张军教授展开过对话，我印象很深。Bernanke当时提到，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需要救助一些即将倒闭的重要金融机构，那段期间他“倍感孤独，觉得非常困难，因为不仅要跟金融危机做斗争，还要和政治做斗争（因为几乎所有政客都不喜欢他们），政治实在太麻烦了。”

可见，他本身其实并不喜欢政治，所以我个人并不认为政治关系或者政客身份有给他加多少分。

退一步讲，他本身研究成果也非常出众，并且最突出的成果（比如对于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分析，还有金融加速器理论的提出）都是去任职联储主席之前发表的。

即便没有联储主席这一层身份，我相信他也有实力获得这个奖。

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因为他任职过联储主席，使得采用很多理论上的研究经验和结论来指导实践变得更加可能，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各种举措以及后来的效果都间接验证和支持了他早期的研究结论。

沈舟翔：我更倾向于认为是Bernanke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卓越研究使他获奖，并同时使他能够胜任美联储主席的职责。

Bernanke的研究仿佛就是为了胜任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而准备的：美联储主席必须对金融系统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有深刻的理解。

可能更加巧合的是，Bernanke的研究帮助他和美联储成功缓解了08年的金融危机。正因为Bernanke理解银行系统对经济的重要性，才使得他能在危机发生时制定一系列挽救美国金融系统的激进政策，包括前所未有的量化宽松。

事后来看，学术界和政界普遍认为Bernanke和美联储对08年金融危机作出了合理的应对。

沈舟翔：这些年的经济学奖都与经济决策息息相关，比如去年拿诺奖的劳动经济学关注教育回报、最低工资与失业，还有17年的行为经济学，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好的经济学研究一定是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在我看来，今年最重要的启示便是要重视金融系统和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金融市场还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

Diamand和Dybvig的研究解决的是普通银行挤兑的问题，然而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了银行机构之间也会发生类似挤兑的现象。

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在帮助经济发展的同时总是会带来新的风险。让像Bernanke这样对金融系统有深刻研究的学者参与宏观政策的制定能够让学术成果更好地服务经济，达到“学以致用”。

朱越腾：Bernanke教授的研究，对于中国目前货币政策框架的完善，以及理解金融体系(金融中介)对宏观冲击的放大功能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他的研究指出：很多金融危机一开始都只是很正常的经济的负面冲击，后来演变成严重的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防止这一现象的关键，就是保证金融系统的流动性与稳定性。

如今，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加深、各类新型金融机构层出不穷，在这个时候更要坚持防范重大风险（如银行系统性风险），加强对于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必要时的救助。

类似的， Diamond 和 Dybvig的研究，对于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与处理相关金融风险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他们的研究深化了人们对于银行挤兑行为的理论认识，也从实践上推动了各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自2015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不断完善，取得了显著成效，是我国金融安全网的重要部分。

其次，他们也指出，期限转换（maturity transformation）是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社会价值所在。但这种存贷款期限的错配也是加剧流动性风险的主要原因。

比如我国2013年就出现过银行业间同业拆借利率飙升的“钱荒”，这背后就是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危机。他们的研究启示我们需要正确管理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防止严重的期限错配，从而防范流动性风险以及可能的进一步金融危机。